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称为Law and Society，这在美国比较常用。
[31]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05页。[43]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二）同上位法相抵触与违反上位法的本质区别在制度层面，《备案审查决定》4次采用了相抵触的表述，同时也要求以违反上位法规定作为审查重点内容。 王子悦，女，河北邢台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26]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综上所述，各种解释方法不能孤立的使用，需将其统一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尽可能地缩小法律解释中的不确定性，为事物本质的描述提供切实可行的解释方案。备案审查机关需通过考察特定的、具体的实际情况，并综合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多种方法不断地接近该标准，从而作出下位法与上位法是否隶属于同一事物本质的判断，实现对规范性文件的实质审查。
[25]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按照文义解释，抵触含有矛盾、冲突之义。这是因为，案件的相似性是一种评价事实，评价的标准取决于对同案同判的整体理解。
法律人思维的话题，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争论的先声，后果考量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仍然将贯穿在后一场争论当中。整体来看，由于域外的代表性学者仍然构成这场争鸣的基石，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在我国虽然不剑拔弩张，但是已经各自走向精耕细作和蓄势待发。如果按照法概念论、法认识论和法伦理学的三分法，法理学对部门法实践的意义是能够以不同方式改变疑难案件的裁判思路和结果，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知识则存在抽象与反哺、输入与运用、蕴含或融合的三重关系。其三，同案同判本身不仅是构成性义务，而且是相对于依法裁判的深层次义务。
法理学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只关注唯一一个根本问题。例外论主张，在通常情况下，传统的法律方法足以应对司法实践，这也符合法律安定性的价值要求，因此后果考量仅仅出场于疑难案件。
而一般法伦理学实在不便反思这些价值基础，它对普遍价值的提炼（例如正义）又通常只是高度抽象的。共识当然不等同于真理，但是知道什么是错误以及为什么错误，也就离一个正确的答案越靠近。关于同类案件的适用规则，分歧在于它们究竟是对拟适用的法律条文的指引、还是可以直接作为支撑裁决结果的理由。在2006年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方法论论坛上，舒国滢教授以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为题作了基调演讲，指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尚不明确法学的性质和立场，法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缺乏秩序，也不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助益，进而呼吁转向法教义学的理论脉络。
部门法理学仅涉及部门法学特殊的基础问题，包括民法哲学、刑法哲学、宪法哲学等分支。刑法的法律渊源范围最为狭窄，刑法条文的解释也最为严格，法律续造甚至受到禁止。利益论/意志论立场的不同，新兴权利的形成理由也将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等学科，以及这些学科的不同内部分支，都可以是法理学的理论资源，打造一个兼容并包的法理学是不切实际的。
并且，意志论夸大了权利的对抗性，权利的放弃也不是权利实践的核心情形。最后，部门法学的价值基础各不相同。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具备海外留学背景，精通一门或多门外语，他们将成为提升中国法理学国际影响力的主力军。例如要求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放弃客观性的解释目标，或者强调菲尼斯的自然法原则尚不足以克服事实与价值的认识论难题。
但是，作为整体的法律秩序的规范性问题该当如何？我国的社会理论法学者借鉴以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法学，通过功能主义将法律阐释为社会集体的行为预期。与规范法学不同，它遭遇的是门槛问题：法社会学能否（而非如何）处理规范性问题？整体来看，反对者通常来自规范法学领域，法社会学者则往往对此不以为然。权利的性质说明涉及它的正当性来源和独特性表现，新兴权利话题涉及它的外延和边界，但后者仍然召唤权利的一般理论的介入。自然法理论的观点正好相反，它主张法律与道德的概念联系。方法和立场的选择取决于学者个人志趣，本身不存在对错之分。在理由上，是不同的法律人角色实际上奉行不同的利益立场，而从立场出发的后果思维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还是说独特的法律方法决定了独特的法律思维。
裁判方法差异的背后，是对法学学科属性的不同理解。从以上十场学术争鸣来看，它们聚焦了法理学的核心议题、拓展了话题、提升了方法论自觉、增进了问题内省与论证深入、促进了学理的体系化。
社科法学倾向于跳脱制定法的拘束。说它是法学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它以法这一现实领域为研究对象。
未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研究论域上向部门法理学拓展，研究进路上向流派化演变，以及研究姿态上向参与者转换的趋势。至于新的法理学姓甚名谁，学者们见仁见智，各种提法不一而足。
域外学说的流入，充实了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内容，也为之后的学术争鸣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资源。例如，意志论被指责缺乏普遍性、利益论被指责缺乏区分性，于是有学者引入类型理论、角色理论或其它理论来激活或改造意志论和利益论。这不仅表现在，凯尔森、哈特、德沃金、拉兹等人的代表作品进入中文世界之后，就吸引了我国学者的解读、阐释和评议，为后续论争奠定了基础。事实与价值、应然与实然之间相互不可推导，是法社会学对规范性问题力所不能及的通常理由。
徐爱国教授在2016年撰文宣告，中国法理学积重难返，正在走向死亡，也应该走向死亡：它的知识结构混乱并且缺乏思辨，它的研究高度主观化和个性化，它的学者追名逐利和炒作热点。经验法学解构法律的理想，强调法治的社会背景与工具价值，也可能将正义化约为收益大于成本的经济学价值。
说它是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它从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框架出发来对法进行观察和思考。关于基因治疗的大多数意见是表示支持。
由于分析层面最为重要，讨论焦点逐渐呈现为后果思维的定位问题：它在司法方法中承担着什么角色？对待后果考量的裁判方法，可以区分出强、中、弱三种态度，我们用元方法论、例外论和吸收论分别指代。徐爱国教授将这样的法理学形象比喻为沙质的城堡，它初看起来宏伟壮丽，但却无法消弭不同学说派别的内在张力。
这种写作策略无可厚非，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将被区分处理，它们与结论的支撑关系被分别检验。（十）法理学的学科性质之争：普遍法理学还是特殊法理学？法理学的学科自省来源于法理学者的危机感与进取心，落脚于法理学理想的构思。这并不是指，什么是法理学的固有组成部分，取决于学者们的讨论参与程度和激烈程度。为了证明一个司法裁判是正确的，他们也可能运用后果考量或者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解释法律条文。
另一方面，它解构法律教义，强调法教义学的缺陷和社科方法对法教义学的同化。法学研究不是学者的个人独白，而是群体性的借鉴和批评，学术创新与学术繁荣都是在学派之争中实现的。
但是在核心议题之外，法理学的边界和话题并不总是明确而有限的。法理学研究当然不是无所不包的，它无意充当法学中兜底学科和剩余学科的角色，将其它法学子学科不处理的问题都接纳进来。
更重要的是，法律教义本身也形成于后果考量，之所以在简单案件中可以径行适用法律教义，是因为这个做法通常符合好的结果。法理学的思想史，就是个不断提出主张再不断纠错的历史。
